後仇和時代:春城昆明的不歸路 大步流星能走多遠?

3月的昆明氣溫迅速抬升,這使得劉翠芝的小木棚裡的黴味不用開門,便已撲面而來。

這個小木棚搭在離滇池不遠的田埂上,裡面放置著劉翠芝的全部傢當。自從四年前昆明市政府將她的房子和土地征收,65歲的她幾經在城裡租房不得,便用木板和廢料拼湊瞭這樣一個臨時居所。

現在,盡管沒水沒電,這位田埂上的小木棚的女主人已經決定“就在這兒安傢”。

劉翠芝佝僂著近乎縮成一團的嬌小身軀,邊將賣菜用的三輪車鎖在木棚邊,邊嘟囔著,沒人會把房子租給她,“死在屋裡都沒收屍的”。

3月15日,幾千公裡外的北京,就在全國“兩會”的最後一天,雲南省委副書記、原昆明市委書記仇和被中紀委帶走。

消息傳來,劉翠芝沒有像其他幾位在仇時期發生征地糾紛的村民一樣彈冠相慶,跑到村委會燃放鞭炮。事實上,她甚至不知這位讓她流離失所的原市委書記是何許人也。

劉翠芝更不知道的是,正是這位原市委書記的落馬,使得她所生活的城市在長期的沉寂後迅速闖入公眾視野,成為“兩會”後最具引爆點的話題城市。

然而,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官員終究隻是城市的過客。在外界紛紛將目光聚焦仇和本人的時候,更值得思考的是,沒有仇和,昆明的城市發展路徑會是另外一番圖景麼?

或者說,鮮明的以土地經營城市的思路,近乎瘋狂的土地財政以及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設,如果在昆明的歷史上沒有仇和一筆,這座已失落多年的西南重鎮就會避開這條讓人嘁嘁、讓人嘆息的軌跡麼?

世園會後遺癥迸發

與今日不同,昆明上一次被推向舞臺是1999年,那是榮耀灑滿春城的一年。

1999年世界園藝博覽會是在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之前,中國主辦的第一個大型國際盛會。

花落昆明之後,基於脆弱的基礎設施和城市配套,昆明乃至雲南拿出大筆專項資金用於城市改造。大型會展的成功舉辦讓城市煥然一新,也使得昆明人一度有瞭和同是西南咽喉的成都掰掰手腕的信心。

然而,之後的昆明,卻走向瞭相反的路徑。

不僅經濟、民生毫無亮點,人口的快速集聚使得昆明未興先病,城中村、交通擁堵、公共資源緊缺等大城市病接踵而至,並且大型盛會帶來的後遺癥開始迸發。在時任昆明市委書記楊崇勇提出“建設新昆明”的背景下,勒緊褲腰的昆明政府依然為捉襟見肘的財政頭痛不已。

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於昆明面臨的困境有如下表述:現代新昆明建設任務繁重,資金籌措和土地供應難度較大;居民消費價格漲幅偏高,給群眾生活帶來影響;社會發展處於矛盾“凸現期”,熱點、難點問題比較突出;主城區交通擁堵,城市管理水平不高,臟亂差現象反彈;就業壓力較大,失地農民和城市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機制還不健全;社會治安形勢不容樂觀,建立群防群治長效機制的工作還有差距。

梳理近十年的昆明市政府工作報告,上述一段措辭可謂最直接犀利。並且,報告中特別將資金困難與土地供給聯系在一起,這也是此後政府工作報告中不曾出現的表述,可見當時執政者壓力之大。

基於此,楊崇勇主政的昆明將擺脫困局寄望於新城區的開發:一方面紓解人口壓力,還可以盤活土地存量,賣地充盈政府的荷包。

據多位知情者介紹,在新城區的選址上曾有過很大爭議。主要備址包括主城區南部、毗鄰滇池的呈貢縣,主城區北部的蛇山一帶以及東北部嵩明縣機場片區。

其中,呈貢縣土地存量大,開發難度小。但被詬病的是,呈貢本是當時昆明最大的鮮花、蔬果基地,大量磷肥排放到滇池使得富氧化嚴重,如果選為新城區,隨著人口的增長,將會讓本已污染嚴重的滇池進一步惡化。

不過,昆明最終選擇瞭呈貢。而蛇山、嵩明被棄的理由是,“山地土地存量小賣不出價錢,以及土地所有權糾葛復雜”。

為瞭讓呈貢新城開發盡早邁入快車道,昆明還決定將市委、市政府等行政部門搬離主城區至呈貢。其釋放的鮮明的信號,使得呈貢新城的土地快速升值。

除瞭通過新城開發謀求空間,主城區建設用地已屈指可數的昆明,提出瞭“大昆明”建設,2004年,將城郊的西山、官渡等四區納入城市管理體系,增加市級土地儲備。

仇和鐵腕拆遷

2007年,從江蘇調任的仇和,履新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

雖然在江蘇宿遷時飽受爭議,但性格鮮明的他還是將快速土地城鎮化的思路帶到慢吞吞的昆明。

事實上,在廣為人知的大規模城中村改造之前,仇和首先將目光瞄向瞭開發已初具基礎的呈貢新區。

不過,與前任不同,盡管提及多年,仇和因種種原因並不願將行政區搬至呈貢。直至2010年考察呈貢大學城,據現場人士介紹,在師生反映新區種種不便時,在上層的壓力下,仇和才勉強表態搬遷。而此後,盡管昆明辦公機構於2011年完成遷移,但仇和大部分時間依然留在主城區。 實際上,呈貢並未遠離視野之外。

當時呈貢雖名為新區,卻依然沿用行政縣的管理體制。仇和上任伊始,就開始推動呈貢新區進行撤縣設區。雖然得到省裡批準,但在當時中央嚴控裁縣的背景下,呈貢的撤縣設區申請最終被國務院駁回。

仇和並未因此停下腳步,他的方法是:對呈貢新區進行分拆,將不同片區委托給政府派駐機構管理,並賦予這些之前隻有經濟職能的管委會以行政職能。

2008年,昆明市委、市政府發文,將呈貢新區馬金鋪、大漁、洛羊、七旬四處共計約300平方公裡區域分別交由高新區、國傢旅遊度假區、經開區和陽宗海風景名勝區委托管理。原有461平方公裡的呈貢新區,可供管轄的土地被劃掉三分之二,僅餘160平方公裡。

盡管2011年國務院最終批復呈貢新區撤縣設區,但通過委托管理的擦邊球,呈貢新區的大片土地事實上早已納入昆明市土地儲備之中。

“比起行政縣,一個區的財政和行政自主權更小,委托管理不是仇和發明,但撤縣設區的確讓台中產後月子中心價格昆明市有瞭更大的土地騰挪空間。”雲南省一位財稅專傢表示。

除瞭撤縣並區,城中村改造是仇和時期實施土地財政的另一手腕。2008年,仇和以鐵腕手段決定對全市336個城中村進行拆除改建。直至任期結束,已完成一半以上的城中村改造。

“昆明應該是全國城中村數量最多的二線城市,面積驚人,通過改造,使得昆明在主城區又獲得大量可供招拍掛的土地,並且這些土地價值很高,可以給昆明市帶來大筆收入。”當地人士分析稱。

不過城中村改造也讓仇和時期的昆明社會動蕩起來,圍繞征地補償、回遷安置等糾紛,驚喜、失望、憤怒,形形色色、不同階層的人們在這場城市大手術中百態叢生,也使得這座長期安詳的城市忽然變得躁動不安。

到瞭由省委宣傳部長轉任、目前已被降職處理的張田欣接手昆明之後,城中村改造才逐漸偃旗息鼓。

分析人士透露,一方面由於大多數項目已經簽完合同,其二,“張田欣沒有仇和的商業人脈,找不到接手的‘金主’,陰差陽錯,讓張田欣逃過瞭查處城建腐敗的一劫”。

不過,在張田欣主政期間,征地拆遷帶來的糾紛並未減少,隻是逐漸轉移至城郊和外區縣。

2013年10月,昆明市管轄的晉寧縣因拆遷發生大規模群體性事件,據媒體報道,張田欣甚至調用大批武警平息事件。昆明城並未因仇和的調任而變得安寧。

“從獲取土地的方式上,張田欣時期的昆明延續瞭前任的模式,隻是手段沒有前任靈活,卻依然粗暴。”該人士分析稱。

土地財政依賴度超過80%?

由於土地收入不完全納入政府財政預算,如同中國大多數城市,昆明本世紀以來一以貫之的土地財政模式,盡管土地溢價率逐漸上升,卻無法讓外界知悉昆明政府究竟靠賣地積累瞭多少的財富。

不過,這筆難以估量的錢的用途卻也算是一脈相承。

由前文所述,1999年園博會後的昆明開始沾染上大城市病。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資源大量緊缺,緩解昆明的困境就需要拿出大筆錢進行城市改造。

2006年是時任市委書記的楊崇勇主政昆明的最後一年,其某次調研時就表示,昆明的城市面貌需要通過有力措施實現新的起色,“一年一個樣,幾年大變樣!”他還著重強調瞭當時的幾個重點基礎設施建設項目。

“楊崇勇主政期間提出‘建設新昆明’,其中核心內容之一就是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改善昆明城市面貌,緩解昆明的大城市病。”

楊崇勇心中的“大變樣”尚未完成就調離昆明。接任的仇和以更為激烈的方式開始瞭城市改造。

在他主政期間,包括六條地鐵線同時開工、二環路修建、道路綠化等諸多基建項目讓昆明人印象深刻。隨著大量城中村改造的完成,昆明的城市面貌煥然一新。

當地人曾經將昆明戲稱為“面向南亞、東南亞的國際化社會主義新農村”,“2010年以後,昆明終於慢慢像個城市樣瞭。”

仇和調離後,2011年接任的張田欣依然將施政重點放在主幹道拓寬、綠化等基建項目上,隻是其將前任栽的樹拔掉,重新種上花,一度讓昆明人苦笑,戲稱其為“栽花書記”。

縱觀昆明15年來的軌跡,短時間內城市形態和城市面貌的改善被認為是昆明的亮點之一,其背後的推動力,就是大把土地經過低征高賣換來的錢。

雲南省一位財稅專傢介紹,無論新區開發還是老城改造,都不可能大量從政府公共支出預算裡出,“公共財政預算隻夠保溫飽,沒法謀發展”。

事實上,自1994年中國實行分稅制改革後,地方政府可掌握的預算內收入就大為下降。據外界估計,目前中央與地方在稅收收入分配的比例大約是6;4.而此前,大量公共服務及社會治理隻能下方地方,使得地方政府花錢的地方越來越多,其財政支出占支出總量已由60%多上升到80%以上。

“拿40%的錢幹80%的事,地方政府必須琢磨怎麼開源。”

分稅制改革之後,地方政府一度通過設立各種名目的收費來增加收入,但在中央大力度取締、整治亂收費後,地方政府不得不繼續想別的辦法。

本世紀以後,隨著房地產改革,土地價格被釋放,土地低價征收高價出售成為地方政府最主要增量財源。

“一任領台中頂級月子中心導要想在其任期內迅速實現施政目標,尤其像昆明這種迫切需要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改善的城市,就要花大筆的錢。中央一般性轉移支付杯水車薪,專項資金有有限,昆明這樣的西部城市之前也經常輪不到,而依靠產業發展增加稅收的速度太慢,唯一的辦法隻剩下賣地。因此,考察一個官員的執政能力,就指向瞭賣地的能力,以及怎麼賣地和賣地的錢怎麼花。”

單就昆明而言,據第三方市場機構測算,昆明財政土地依賴度已超過80%:地方政府的原始積累最終投入到這場也已十年以上、充斥著博弈乃至戰爭的城市大手術中去瞭。

盛宴之後,危如累卵

如今行駛在昆明的二環路上,車流如龍,路兩側高樓林立,立交縱橫,一座混凝土澆築的新城市已經替代瞭記憶中的千年老城。

這條路作為仇和當時的政績之一,已成為昆明十餘年城市手術的象征性元素。

經過這場以賣地為代價換來的手術,除瞭城市景觀的深刻改變,也給昆明歷任主政者帶來瞭靚麗的經濟數據。

從2005年至2013年,昆明的GDP增速一路飚紅,實現年均12%以上的高速增長,尤其在2010至2012三年間,增幅超過14%。

根據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發佈的《全球大都市發展監測》報告顯示,以經濟增長、就業率以及人均GDP增長等為指標,在全球發展最快的前10名城市中,昆明位列國內城市第一,全球排名第6。

不過,這組足以讓其他城市主政者艷羨的數據,並沒能讓昆明人買賬。

從居民收入來看,經過2008-2009年兩年高速增長後,2010年以後增幅開始回落。在GDP增長率創記錄的達到14%的2010年,城鎮居民收入增幅隻有9.8%。

在昆明經濟的增量構成中,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房地產投資長期占據主力。增幅也最快,以2013年為台中坐月子中心費用例,其房地產投資增幅就高達40.5%!

房地產的繁榮刺激著昆明政府賣地的動力,另一方面房產價格的快速上揚,也拉動著整個社會消費品價格的上漲。這意味著昆明居民以有限的收入增幅,卻要承擔更沉重的物價壓力。

“原來早晨吃碗米線4、5塊錢,現在一碗10塊錢,工資卻總也不漲!”當地某私營企業員工抱怨道。

此外,盡管昆明政府賣地收入不斷增長,卻依然難以支撐幾任主政者大規模的城市改造。據媒體報道,根據當地四大融資債務平臺的測算,昆明市政府在2013年的負債率就已高達122.9%。

2014年,在全國房地產市場低迷、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昆明經濟增幅跌至8.1%,財政收入從年均20%以上增幅,暴跌至8.4%。

《昆明市2014年地方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和2015年地方財政預算草案的報告》稱:“財稅增收的經濟基礎支撐乏力,房地產市場不景氣及重點項目投資回落,財源稅源結構不合理,加上國傢結構性減稅等主客觀因素影響,導致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沒有完成年初人代會確定的目標。”與此同時,“財政支出壓力加大,收支矛盾突出;政府性債務風險雖然總體可控,但償還到期債務和防范潛在風險壓力較大。”

曾經以賣地推動增長狂歡的昆明,不僅沒能將這筆橫財普惠於民,卻已早早陷入增長乏力和債臺高築的泥潭中瞭。

昆明錯過瞭什麼

如果追溯起來,本世紀以來,依賴土地財政的城市絕非昆明一傢,台中推薦月子中心甚至包括杭州、南京、長沙等二線城市,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遠高於昆明。

橫向比較起來,賣地並非造成昆明當前危機的“原罪”,而即使房地產低迷,昆明的土地存量依然有較大騰挪空間。

在當地分析人士看來,真正讓昆明失落的是,賣地的同時,卻沒有及時“輸血”。

在本世紀最初幾年,昆明將經濟發展重點放在以旅遊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上。但時值昆明經濟總量尚在千億規模,早早在工業化初期就力求經濟結構服務化,使得城市的工業化率遠落後於城市化率,產業支撐和區域競爭力弱,增長動力匱乏。

“更主要的是,政府從旅遊業上收不上稅,賺不到錢。”

隨著大理、麗江等城市旅遊業的快速壯大,昆明從旅遊目的地並未順勢成為集散地,並逐漸邊緣化為中轉地,話語權式微。

此後,昆明將發展重心轉向台中五星級月子中心第二產業。雖然仇和履新之際便提到“城市不能沒有工業”,但包括他以及張田欣主政期間,昆明的產業結構並未發生明顯改變。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隻有26.5%,工業投資增幅遠遜於房地產投資。在支撐昆明經濟的支柱產業中,占比最大的依然是煙草和房地產。

“賣地來錢太快瞭,能夠截留在地方的稅種也絕大多數和土地、房地產相關,其他產業的稅收沒有想象空間,這使得昆明在土地財政的驅使下,沒有扶植其他支柱產業,而在同時期,雖然很多二線城市也大規模賣地,但也沒忘記對當地產業的孵化,昆明在最有錢的時候,錯失瞭最寶貴的產業發展機遇。”當地專傢擔憂表示。

目前,昆明工業企業主要屬於原料型、資源型企業,技術增加值占工業比重較低。

2013年,昆明一度提出“‘8185’產業培育提升三年計劃”,主要目標是到2017年,打造八個超千億元產業、八個超五百億元產業,培育一批大企業大集團,創建一批自主知識產權和知名品牌,打造一批特色產業鏈和特色產業基地。在規劃的16個重點產業中,既有優勢傳統產業升,也有戰略性新興產業。

不過當地分析人士對此表示悲觀,“昆明起步太晚瞭,本來就是政策、科技、人才窪地,在其他許多二線城市已基本完成產業集聚與佈局的情況下,昆明趕超難度很大。”

此外,除瞭產業挖潛不力,在雲南幾次將發展戰略瞄向東南的不同時期,昆明作為唯一的區域性中心城市並未能借勢向外延伸,其外貿產業占比在整個經濟總量無法起到支撐作用。

現在的昆明,可謂內憂外患:房地產低迷導致土地財政難以為繼,產業孵化不良難以找到新的增長點,並且,持續一年多的雲南官場地震以及仇和等人落馬帶來的連鎖反應,昆明官場註定進入多事之秋。

讓人不得不憂慮的是,數年前以土地推動增長、大步流星的春城昆明,離凋零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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