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迎接台中產後護理之家介紹抗日高台中月子會所潮(4)

連載:《毛澤東之路·民族救星(1935-1945)》張樹軍雷國珍高新民/著 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

四 總結歷史經驗

延安,古稱膚施,是一座歷史名城。它,坐落在兩河的交匯處,依侵在黃土高原的懷抱中,寶塔山亭亭玉立在城南,清涼山似一道屏風隔在北面,延河婉蜒在寶塔山和清涼山之間。延安周圍,無盡的黃土崗,被風雨侵蝕瞭的波浪地形裝飾著貧瘠的田野。

很久以前,這裡便是一個繁華的邊塞小城。隻是連年的戰亂和惡劣的自然環境使這裡逐漸蕭條下來。相傳某年久旱不雨,饑民在死亡邊緣掙紮,是一位老和尚舍棄自己的生命,救活瞭殘存的人們。人們為瞭紀念這位舍己救人的恩人,將這個地方稱為膚施。這個傳說的真偽無須考證。但反映瞭人們期望救世主的出現,將他們從水深火熱的困境中拯救出來。

延安在西安事變前是東北軍的防區。事變發生後,南京政府兵臨潼關,東線告急,張學良急調在西線的東北軍增援東線,所以將延安交給瞭紅軍。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由陜北保安遷駐延安。從此時起到1947年毛澤東撤離延安,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所在地。

毛澤東隨部隊進駐延安,這一天,心情格外愉快。他風趣地對身邊的同志說:“我們要進陜北的大城市瞭。”毛澤東一住進延安,很快就對延安產生瞭濃厚的興趣,他像一位學識淵博的考古學傢和歷史學傢,以深沉的眼光撫摸和審視著延安的過去、今天和未來,審視著延安的人和物。工作之餘,他漫步延河邊,或登上寶塔山、清涼山,那完成於北宋年間的萬佛洞,那范仲淹的題詞,那明代的彌勒佛,那清澈的定疾泉水,特別是立於山巔的寶塔,使毛澤東流連忘返。

毛澤東初到延安時住在鳳凰山麓的窯洞裡。窯洞,這是黃土高原人民的傳統住所,冬暖夏涼是它的最大優點。在毛澤東的窯洞裡,辦公室兼臥室,陳設非常簡單,除瞭一張三屜桌,還有兩個白鐵皮的箱子,它是毛澤東的文件櫃,有時還兼做辦公桌。在那間當作臥室的窯洞裡,唯一不同的是一張南方式樣的床,四根柱子,掛著蚊帳,行李極為簡單,床上一床軍用被子,甚至連枕頭也沒有。每天入睡時,不是把棉衣卷起來當枕頭用,就是拿幾本書墊在包袱下將就一下。至於吃,毛澤東隻能以小米當作主食。連年的征戰、繁重的工作和艱苦的生活使毛澤東染上瞭嚴重的腸胃病。毛澤東一天比一天消瘦。這一下可急壞瞭他身邊的工作人員。警衛員總是千方百計地改善毛澤東的生活。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次,警衛員跑到離延安幾十裡以外的地方向老百姓買瞭一隻雞。吃飯時,毛澤東見瞭奇怪地問:“哪裡來的雞?”警衛員把事情的經過和自己的想法告訴瞭他。他說,大傢的生活都很苦嘛,我應該和大傢一樣,不應該特殊,下次再不許這樣做。

惡劣的環境,艱苦的生活並沒影響毛澤東運籌帷幄。還在紅軍剛剛到達陜北時,全國正處在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革命戰爭轉變的緊要關頭。毛澤東深感這種轉變是不容易的,黨為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落實到每個幹部的行動中,重新訓練幹部成為最關鍵的一環。出於這種考慮,毛澤東決心把原在江西根據地的紅軍大學繼續辦下去,把一些久經考驗的具有豐富實踐經驗但又缺乏文化的幹部送到紅軍大學學習和深造,以滿足形勢發展對幹部的需求。毛澤東非常重視紅軍大學,他自己兼任紅軍大學的政委。每當紅大開展重大活動時,毛澤東親自去參加指導,並給學員作報告或講課。

1936年12月,毛澤東又一次來到紅軍大學。這次,毛澤東講課的題目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時期就參加瞭北伐戰爭的實踐。1927年以來又領導土地革命戰爭長達10年之久。而就毛澤東個人而言,他的軍事鬥爭還可追溯到辛亥革命時期。豐富的軍事鬥爭實踐,使毛澤東有可能認識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而且中國共產黨在軍事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經驗有必要加以總結上升為理論。1936年下半年的陜北基本平靜下來,毛澤東在保安紅石窯洞裡,不知花瞭多少不眠之夜來思考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為寫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講稿奮筆疾書。12月的一天,紅軍大學的學員已經集合好,等待毛澤東的到來。毛澤東騎著馬來瞭。要不是他身穿一套紅軍軍裝,人們會以為是哪一個著名大學的教授在給學生上課。隻見他把講義打開放在臺子上開始講課。

毛澤東開門見山地提出問題,他說,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解決的問題;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決的問題。毛澤東的精辟分析把學員們帶進瞭一個神奇的理論天地,課堂裡,除瞭毛澤東的聲音在空中回蕩,其餘的人都在靜心聽著,生伯丟掉一個字。文化程度稍高的學員則拼命記筆記。

接著,毛澤東開始轉入正題。他指出,戰爭是私有制和階級社會產生以後的結果,它是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傢和國傢、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毛澤東考察瞭戰爭發生、發展的規律。他指出,戰爭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永遠存在下去的,總的趨勢是沿著自我消亡的方向發展。毛澤東提出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著名論斷,並明確闡述瞭共產黨人對待戰爭的態度。共產黨人反對非正義的戰爭,支持和參加正義戰爭,並通過正義戰爭來消滅非正義戰爭。毛澤東花瞭很大篇幅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他指出,中國革命戰爭有著明顯的特點,這些特點是: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又經過瞭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敵強我弱,同時伴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這些特點既規定瞭中國紅軍可能發展和勝利,又規定瞭它不可能很快發展和勝利,戰爭是持久的。戰爭形式主要是“圍剿”和反“圍剿”、進攻和防禦的反復。隻有在反“圍剿”中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發展紅軍,才能最後取得勝利。依據這些特點,紅軍的作戰原則是:積極防禦的原則;誘敵深入的原則;集中兵力的原則;運動戰的原則;速決戰的原則;殲滅戰的原則。毛澤東總結說:那些“左”傾教條主義者不懂得中國革命的特點和戰爭規律,不懂得從這些特點產生出來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把紅軍同國民黨軍隊的作戰,看作與一般戰爭或蘇聯內戰相同,機械地照搬一般戰爭經驗和蘇聯軍事指導原則,就不能不招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毛澤東分三次講完瞭這一課題。學員們為毛澤東的淵博的學識和透徹的說理所折服。下課後,學員們還是不肯離去,圍在毛澤東周圍,提出許多問題,毛澤東耐心給大傢講解,直到深夜毛澤東才摸黑走山路回去。

毛澤東到紅軍大學講課是經常的事。為瞭講好課,毛澤東作瞭廣泛的調查。晚上,他在窯洞前的大樹下掛起馬燈,邀集來自不同部隊的幹部學員聊天,瞭解情況。講課時,他利用大量的事實和材料說明問題,分析得有條有理。大傢越聽越愛聽,甚至還把毛澤東在課堂上講的東西當作鏡子來對照自己。一次講課時,毛澤東講到對問題要加以分析和研究時,他說,我們有的指揮員對情況就缺乏研究,別人一鼓勵就來勁瞭,結果事與願違,成瞭一個魯莽傢。毛澤東提出,我們不許任何一個紅軍指揮員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傢,我們必須提倡每個紅軍指揮員變成勇敢而明智的軍事傢。有的學員越聽越感到毛澤東所講的東西就是自己來學習之前的事情,聽課後,表示要堅決克服自己過去魯莽的毛病。

1937年初,紅軍大學改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這時,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國內和平已基本上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亦基本形成。形勢的發展對幹部的要求在質和量兩方面都有新的變化。與此同時,國民黨對陜甘寧根據地的封鎖也稍有松動,國內外一些愛國青年開始投奔延安,要求進抗大學習。因此,抗大不僅要繼續培訓紅軍幹部,還要承擔培訓知識青年,為革命培養抗日軍政幹部。為瞭加強對抗大的領導,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擔任這個委員會主席。在抗大第二期開學的那一天,毛澤東出席瞭開學典禮,並發表重要講話,他說,歡迎大傢到抗大學習。抗大是一塊磨刀石,把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意識——感情沖動、粗暴浮躁、沒有耐心等等,磨它個精光,把自己變成一把雪亮的利刀,去革新社會,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毛澤東在領導全黨總結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還抓住時機,開展瞭對張國燾傾錯誤路線的批判和清算。

1936年11月山城堡戰鬥勝利後,朱德、張國煮率紅軍總部來到陜北保安,同黨中央會合。紅四方面軍的紅軍大學的一些同志也一起來到保安。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熱烈歡迎他們的到來,對他們說:你們這一年,多吃瞭些苦,多爬瞭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點彎子也沒有的啊!四方面軍也是黨領導的部隊,今後中央還要盡可能多派一些同志去工作,和你們團結一起,共同進步。

為瞭逐步肅清張國煮錯誤的影響,毛澤東作瞭大量思想工作。

11月,何長工到保安後不久,找毛澤東談瞭兩個下午。當他向毛澤東匯報瞭紅四方面軍和紅三十二軍的情況,並對隨張國燾南下作自我批評時,毛澤東說: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哪個人的責任,應由張國煮負責。中央對你是瞭解的。有關南下的問題不怪你,也不怪羅炳輝同志,你們算老幾?這是張國燾搞的鬼嘛!不要背包袱。

有一天,四方面軍的王維舟向毛澤東報告瞭張國燾反黨,挑撥一、四方面軍的團結以及歧視從川東遊擊軍改編而來的紅三十軍等問題,毛澤東說,目前因紅四方面軍在甘北尚未完全過河與中央會合,同時四方面軍的幹部還未完全認識到革命由於張國煮的錯誤路線,遭受瞭不應有的損失。待將來時機成熟,對這個問題要深入檢查,希你準備。並要求暫時要切守秘密。

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關懷下,紅四方面軍的一些幹部進入在保安的紅軍大學學習。毛澤東、朱德等經常到紅大看望他們,並給他們講課,對他們進行教育,幫助他們提高對張國煮錯誤的認識。

從1937年1月開始,中共中央開始批判張國煮的錯誤。3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徹底清算張國燾的錯誤。張國煮首先在會上報告瞭紅四方面軍的工作。毛澤東等30多人發言,深刻揭露和批判瞭張國煮的逃跑主義、軍閥主義和分裂黨的錯誤。張國煮承認自己的錯誤“是路線的錯誤,是退卻逃跑的錯誤,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保證“以後絕對忠實於黨的路線”。

會上,許多人提出要給張國煮作組織結論。30日,張聞天代表中央提議,暫不給張國煮作組織結論,因為在估計到其錯誤的重大性質之後,也還應考慮到他在黨內的歷史,是個老同志,曾參加過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並已開始承認錯誤。為瞭挽救他,還應給他時間,在實際行動中改正錯誤。

3月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瞭《關於張國煮同志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煮的錯誤是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其根源是中國封建軍閥的意識在黨內的反映,他的錯誤已給黨和紅軍造成嚴重危害。4月6日,張國煮寫瞭《我的錯誤》的聲明書。

會議之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黨和紅軍內廣泛地開展瞭揭發、批判張國煮路線的鬥爭。為此,毛澤東作瞭大量的工作。

4月間,毛澤東在由中央團以上幹部、四方面軍連以上幹部參加的反張國燾路線大會上,語重心長地說:對我們黨內犯錯誤的同志,不應該懲辦瞭事,鬥爭是為瞭團結,經過鬥爭,要達到團結的目的。一個同志落在井裡,我們不能向下拋磚頭,應該把他救上來。張國煮雖然對黨犯下瞭這樣重大的錯誤,黨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毛澤東還經常找四方面軍的幹部個別交談,進行思想教育。一天,毛澤東來到許世友的住處,微笑著拉著他的手說:張國煮是黨中央派到四方面軍去的,他的錯誤,應當由他自己和黨中央負責,與你們這些同志沒有關系。毛澤東的話解開瞭許世友的思想疙瘩。

毛澤東還及時發現並糾正清算張國煮錯誤鬥爭中一度出現的過火行為。有一次,毛澤東呀抗大的同志匯報工作,他們談到:原四方面軍的一個連指導員問戰士:“到底毛澤東的學問大,還是張國煮的學問大?”有幾個戰士回答說:“張國煮的學問大。”匯報的同志主張整一下這幾個戰士。毛澤東說:不能這樣辦,那幾個戰士說張國煮的學問大是有原因的,因為張國烹沒有整過他們的“路線錯誤”,而我們卻整瞭。張國煮的路線錯誤應當由他本人負責,不能責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軍的幹部、戰士頭上去。毛澤東從幾個戰士的不滿言論中,發現並糾正瞭擴大化的問題,團結瞭四方面軍的幹部和戰士。

經過1937年4月至6月的清算張國煮錯誤路線的鬥爭,毛澤東領導黨和紅軍總結瞭經驗,明辨瞭是非,提高瞭思想認識,增強瞭團結。對於張國煮,中央也於8月分配他擔任陜首寧邊區政府副主席,給他在工作中改正錯誤的機會。

後來,張國高於1938年4月借去祭黃帝陵之機,隻身逃往西安,後轉武漢。林伯渠、周恩來等先後對其進行勸阻無效,他終於走上瞭叛黨的道路。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開除張國煮黨籍的決定》。這是後話。

為瞭著重從思想路線的高度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消除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影響,毛澤東希望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提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他在1937年5月的黨的代表會議上向全黨發出瞭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號召。為此,他自己作出瞭表率。毛澤東10多歲才出山求學。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讀瞭幾年孔夫子的書,又讀瞭幾年資產階級的書,到1920年才第一次讀到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和紅軍將士又長期在山溝裡打遊擊,接觸馬克思主義的書也不太多。無怪乎遵義會議前後,當時一位忠實執行王明“左”傾錯誤的同志指責毛澤東:你懂得什麼是馬列主義?山溝裡還能出馬克思主義?這種爭論中的激憤之言,給毛澤東留下瞭極其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他發奮多讀些馬列的書。長征到達陜北後,特別是實現西北大聯合以後,局勢相對平靜。毛澤東利用這個寶貴的機會,閱讀瞭可以收集到的馬列原著和其他哲學著作。

關於毛澤東在陜北、在延安發憤讀書的情況,斯諾在《西行漫記》中這樣寫道:“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我有一陣子每天晚上都去見他,向他采訪共產黨的歷史,有一次一個客人帶瞭幾本哲學新書來給他,於是毛澤東就要求我改期再談。他花瞭三四夜的工夫,專心讀瞭這本書,在這期間,他似乎是什麼都不管瞭。”

毛澤東不僅自己發憤讀書,還組織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讀書,提倡黨的幹部都來讀書。1936年9月11日,毛澤東、周恩來、博古致電彭德懷、劉曉、李富春:“(一)同意富春辦法組織流通圖書館;(二)明日即開始寄第一次書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轉寄劉、彭,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務須按時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後將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1936年10月22日,毛澤東給當時在西安等地從事統一戰線工作的葉劍英、劉鼎去電:“要買一批通俗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及哲學書,大約共買十種至十五種左右,要經過選擇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柳●的《街頭講話》之類),……作為學校與部隊提高幹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書報。”為瞭更好地組織大傢,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學習哲學,毛澤東還發起成立新哲學會。在新哲學會成立的那天,他用自己的稿費擺瞭幾桌酒席請客,以示慶賀。

毛澤東批閱瞭大量的哲學著作,除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原著外,還有蘇聯和中國學者的著作。其中李達、雷仲堅合譯的西洛可夫、愛森堡等合著的《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毛澤東讀得最細。從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先後在這本書的兩個版本上用毛筆、紅黑藍鉛筆在書眉和空白的地方寫下瞭近1.3萬字的批註。書中還分別畫瞭許多圈、線。米丁著、沈志遠譯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上冊,毛澤東也作瞭許多批註。

李達是毛澤東的老朋友瞭,他們在創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中結下很深的情誼。後來因種種原因,李達離開瞭黨的隊伍,專門從事理論研究工作。毛澤東與他也暫時中斷瞭聯系。1936年8月14日,毛澤東給易禮容的一封信中詢問:“李鶴鳴(即李達——引者註)王會悟夫婦與兄尚有聯系否?我讀瞭李之譯著,甚表同情,有便乞為致意。”1937年5月,李達出版瞭《社會學大綱》,此時,毛澤東與李達已恢復瞭聯系。李達把自己的著作寄瞭一本給毛澤東。毛澤東讀瞭很高興,認為是一本好書,是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教科書,並把它推薦給抗日軍政大學。1938年2月1日,毛澤東寫的《讀書日記》,開頭這樣寫道:“二十年沒有寫過日記瞭,今天起再來開始,為瞭督促自己研究一點學問。”在日記中,詳細地記載瞭讀李達的《社會學大綱》的進度。

艾思奇是我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傢,著述很多,其中《思想方法論》、《哲學與生活》等著作,毛澤東在抗戰初期就批讀過。他在讀完《哲學與生活》後,摘錄瞭三四千字,並寫信給艾思奇稱贊:“你的《哲學與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書,我讀瞭得益很多,抄錄瞭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有抄錯的。其中有一些問題略有疑點(不是基本的不同),請你再考慮一下,詳情當面告訴。今日何時有暇,我來看你。”

毛澤東充分利用比較好的客觀條件,如饑似渴地閱讀當時他能得到的理論著作,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研究理論不是為瞭研究而研究,而是為瞭總結歷史經驗。據抗戰初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郭化若回憶:“有一次我去毛主席辦公室內,看到桌面上放著一本《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我翻開一看,天頭和其他空白處都有墨筆小字的旁批,內容全是中國革命中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中國革命的問題,並把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提高到理論水平上來充實和發展馬列主義。他的這些眉批,後來就逐步發展成為他的光輝著作《實踐論》。”④

毛澤東發奮讀書,開闊瞭他的視野,豐富瞭他的頭腦,這就使得對中國革命進行哲學思考的主觀條件已經成熟。革命需要理論,更需要哲學思考。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已經有十幾年的歷史,積累瞭豐富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如果能從哲學高度對這些經驗教訓進行總結,無疑具有重大意義。而且,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犯過“左”傾和右傾錯誤,特別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內連續出現三次“左”傾錯誤,給黨的事業造成,極為嚴重的危害。遵義會議結束瞭“左”頓錯誤在黨中央的統治,解決瞭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確立瞭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但是,由於當時的條件和全黨認識水平所限,沒有也不可能在思想上理論上清除“左”傾錯誤的影響。然而,如果不從理論高度認識“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根源及其危害,中國共產黨就很難達到團結一致,就很難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歷史重任。對此,毛澤東異常清醒。正如他後來所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瞭《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⑤

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基本經驗的哲學思考的成果,集中體現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毛澤東的美國朋友斯諾對他寫作“兩論”的情況有過報道。斯諾寫道:“在盧溝橋事變後的幾個星期裡,毛在延安有一段暫時的空閑時間,軍隊開赴前線,毛騰出時間來收集材料,準備在延安抗大作關於哲學基礎的講演。這批青年學生經過三個月的短期訓練準備在今後幾年做政治輔導工作,需要為他們寫一些簡明而基本的講義。在黨的堅持下、毛寫瞭《矛盾論》和《實踐論》,總結瞭中國革命的經驗,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⑥

1937年4月至抗戰爆發的3個多月的時間內,毛澤東花瞭100多個小時給抗大學員講授《辯證法唯物論》(《實踐論》和《矛盾論》是其中的部分)。在授課過程中,他運用“啟發式”、“研究式”、“實驗式”等方法,來講授深奧的哲學理論,深入淺出,講得非常生動、活潑、有趣,許多聽眾不斷發出笑聲,有時則哄堂大笑。

毛澤東在《實踐論》和《矛盾論》中,從中國革命實踐中提出哲學問題。舊中國社會矛盾深重,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其復雜性、尖銳性、曲折性為世界罕見。要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重任,就必須在認識矛盾的過程中解決問題。換言之,社會實踐向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理論要求,毛澤東正是適應這個要求而寫作《實踐論》和《矛盾論》的。如果說,《實踐論》是從認識論的視角來闡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關系,解決認識的一般與個別的關系,那麼,《矛盾論》則是當時現實社會矛盾運動的理論形態,它以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為主線,有層次地展開論述。這兩篇著作所闡述的理論,反映瞭中國共產黨人正確認識和解決中國革命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矛盾的基本經驗,是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認識運動在認識論上的升華。

《實踐論》和《矛盾論》是兩篇偉大的哲學著作,但它不是純粹的思辨哲學。毛澤東在兩篇著作中以中國革命過程中發生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的歷史經驗為分析對象,從中分析哲學問題。毛澤東從中國革命各個階段的階級關系的變化及各個階段的革命的勝利與失敗為例證,來研究事物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強調不僅從其聯結上,而且從其總體上分析各個階段的矛盾的各個方面;強調必須對具體矛盾作具體分析,反對認識的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毛澤東概括中國社會的特點和中國革命的經驗,發展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許多思想。他在《實踐論》中認為:“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多次失敗才能獲得”,提出真理性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包含瞭對中國革命經歷瞭長期的艱難曲折而獲得正確認識的過程的哲學概括;關於“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認識運動的總規律的思想,既是對在此之前的有關哲學思想表述的進一步的邏輯發展,更重要的,可以說是對中國革命經過失敗、勝利、再失敗、再勝利的比較,認識瞭中國這個客觀世界的哲學抽象。在《矛盾論》中,毛澤東提出“矛盾的普遍性”的概念,是對對立統一規律是客觀世界和人類認識運動的最普遍法則的通俗化,也是根植於中國社會異常復雜的矛盾運動,並使之成為東方世界的各種矛盾的焦點這一現實土壤的科學結論;對矛盾特殊性的五個層次的精辟分析,既是對有關哲學論述的系統化,但主要是對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矛盾運動的種種特殊表現的哲學概括;關於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與非主要方面互相轉化的思想,不僅是使矛盾的互相轉化的思想在邏輯上貫徹到底,而且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國現實社會的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的地位的轉化在哲學上的反映。

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進行哲學思考,重要的目的是從思想路線的高度清除“左”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的影響。“左”右傾機會主義割裂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的關系。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揭示瞭“左”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根源,指出,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思想,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歷史上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向前推進瞭,他們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原階段,不能隨變化瞭的客觀情況而前進。他們的思想離開瞭社會的實踐,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向導的工作,隻知跟在車子後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瞭,企圖把它向後拉,開倒車。至於歷史上的“左”傾冒險主義者,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瞭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瞭當前的現實性。這兩種錯誤傾向都給革命帶來瞭嚴重的危害。

“左”傾教條主義割裂普遍與特殊、一般與個別的關系。毛澤東尖銳地批評說: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人們所不能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瞭並且顛倒瞭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左”右傾機會主義者割裂對立與統一、鬥爭性與同一性的關系。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右傾機會主義者隻要聯合不要鬥爭;“左”傾機會主義者隻要鬥爭不要聯合。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不是導致投降主義,就是實行關門主義。毛澤東正確地闡明瞭對立與統一、鬥爭性與同一性的辯證關系,並通過論述這些哲學范疇達到批判“左”右傾機會主義,為中國共產黨制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提供瞭哲學依據。

“左”右傾機會主義割裂部分與全體、現象與本質的關系。他們隻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部,隻看事物的現象,而看不到問題的本質。這兩者都是主觀主義的表現。毛澤東批評說: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毛澤東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不同質的矛盾用不同質的方法去解決。他說: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瞭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瞭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隻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隻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正是由於毛澤東有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又作瞭精細的理論研究,所以他對中國革命基本經驗的哲學概括才富有創見,才具有特殊的魅力,才產生廣泛而又深刻的影響。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經驗的哲學思考及其成果培育瞭黨的幹部,使他們從哲學高度認清黨內“左”傾機會主義的實質及其危害,這為抗日戰爭的到來作瞭最重要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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