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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杭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作為南宋時期（1127年-1279年）的首都，杭州曾在中國歷史中占據瞭非常重要的位置。更為難得的是，杭州依山傍水，西湖之美自古以來為人贊嘆，這令杭州擁有瞭其他城市艷羨不已的傳統文化底蘊和寶貴旅遊資源。
2016年9月4日，G20峰會在杭州拉開序幕。這個齊聚全球20位最有權勢領袖的會議此前的舉辦地多為華盛頓、倫敦、多倫多、聖彼得堡這樣的國際大都市，此次首度來到中國，選擇瞭杭州這座和北上廣深相比在國際上相對“默默無聞”的城市。
關於“為什麼選擇杭州”，一個流行的答案是，依托阿裡巴巴總部的集聚效應，杭州正在成為新的互聯網經濟中心，這與G20的使命——促進全球合作創新，制定創業行動計劃——不謀而合。
但在大多數國人的心目中，杭州不變的底色還是青山綠水間的歷史人文。的確，她一直是一座毋庸置疑的明星旅遊城市。
杭州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作為南宋時期（1127年-1279年）的首都，杭州曾在中國歷史中占據瞭非常重要的位置。更為難得的是，杭州依山傍水，西湖之美自古以來為人贊嘆，這令杭州擁有瞭其他城市艷羨不已的傳統文化底蘊和寶貴旅遊資源。
然而我們應該註意的是，杭州並非天生就是一座旅遊城市。約翰·厄裡（John Urry）在《遊客凝視》（The Tourist Gaze）一書中寫道：“旅遊是一項以其對立面——即有規則有組織的工作——為先決條件的休閑活動。它是‘現代’社會被劃分成工作和休閑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實踐場域的具體表現之一。”也就是說，在步入現代社會之前，杭州勢必有著其他更為重要的城市職能。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歷史系教授汪利平在《重新制造中國城市：現代性和民族身份，1900-1950》（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一書中以題為《杭州的旅遊與空間變化，1911-1927》的文章探討瞭杭州是怎樣成為一座旅遊城市的。
她指出，自19世紀中期開始，杭州手工業及商業的中心地位隨著上海的工業化興起而日益衰弱，而到瞭1910年代，杭州轉向發展旅遊業，成為一座旅遊之城。在“傳統”的榮光之下，這座城市完成瞭她的現代化轉型，而這一切，都和杭州城市與西湖的空間關系變化密切相關。
西湖十景中的文人趣味
提到杭州的風光，首先浮現在我們腦海中的應該就是“西湖十景”。
蘇堤春曉、曲院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浪聞鶯、花港觀魚、雷峰夕照、雙峰插雲、南屏晚鐘、三潭印月——在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時，申遺專傢們將“西湖十景”的概念提煉總結為“題名景觀”，指出“西湖十景”屬於“題名景觀”中的早期作品，是“題名景觀”中留存至今的時代最早、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文化意境最深厚、保存最集中完整、影響也十分廣泛的傑出代表作，構成瞭西湖文化景觀重要的景觀審美要素和文化內涵。繼南宋之後，“西湖十景”在金、元、明、清諸代得以傳承，且題名景觀的概念在整個東亞地區得到傳播與發展。
但最先想出“西湖十景”名稱的人，不是陶醉在美景之中的遊客，而是文人，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南宋的宮廷畫師。
以花港觀魚為例。它始建於公元13世紀，內侍官盧允升曾在此建宅卜居，位於望山橋西，1723至1735年間將景觀改址於映波、鎖瀾橋間。盧園疊石為山、鑿地為池、蓄養紅魚，雅士詠嘆，紅極一時。南宋寧宗年間，宮廷畫師馬遠等創作西湖系列畫作時，就把盧園列入其中一景。
對南宋文人來說，詩書畫缺一不可。畫作既得，需要作詩題詞，於是宮廷畫師將盧園命名為“花港觀魚”。在那之後，畫師們評選出十大畫作，提名十大景名，南宋西湖十景由此而來。
《自杭州行宮遊西湖道裡圖說》局部圖中標註出瞭花港觀魚的位置。
到瞭清代，西湖十景因康熙欽定、乾隆題詩而有瞭一絲“官方指定”的味道。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第三次南巡品題西湖十景，禦書“蘇堤春曉”等景名；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首次南巡，為沒處景觀禦題七言絕句。西湖各處分佈10座形制相同的禦碑亭，亭子裡立瞭石碑，每一塊都被贔屃馱著，石碑正面是康熙的題名，反面是乾隆的題詩。
《自杭州行宮遊西湖道裡圖說》繪制於乾隆首次南巡，為乾隆帝遊覽西湖的路線圖。
但在這兩位皇帝到來之前，西湖的風雅由文人精英創造、書寫、傳頌。唐代白居易在西湖築起白堤，西湖自此開啟長約千年的景觀改造過程；北宋蘇軾的疏浚工程不僅修築瞭蘇堤，還留下瞭許多美妙詩篇，這也是日後西湖作為文人士大夫精神傢園的源頭。
唐宋元明清各個時期，諸多吟詠西湖之美的文學作品樹立瞭西湖無以倫比的文化地位，或許正是因為在17、18世紀遊覽西湖成為台中月子中心比較文化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康熙和乾隆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南巡西湖。
近日，浙江美術館正在舉辦“水·印千年”啟動展之“湖山勝概”，以西湖山水的水印版畫歷史為脈絡，展現西湖審美。展覽中最引人矚目的一樣展品為晚明杭州人陳昌錫刻印的《湖山勝台中月子中心評價概》。全書采用彩色套印，分12面插畫和33面詩歌，細致入微地描繪瞭當時文人士大夫們遊覽西湖的場景。
《湖山勝概》局部圖。
據專傢推測，這套工藝精美、造價不菲的畫冊印刷數量非常有限，很可能隻是在一個很小的文人朋友圈中流傳珍藏。藝術史學傢高居翰（James Cahill）認為，晚明印刷業派生出瞭專供少數文人雅士收藏把玩的細分市場：“他們心中所設定的觀眾，主要乃是那些同樣也能夠做出有教養的回應的人，尤其是讀書人和有錢的精英分子。”
《湖山勝概》，正是文人精英對西湖做出的“有教養的回應”，無論是親自前往觀賞還是通過圖冊神遊，文化精英們妥帖珍藏西湖之美，“遊覽”即是“情懷”。
城隍山、禦街與香市經濟
四圍圖畫本天成，
三面雲山一面城。
多少才人吟不盡，
尚留佳句待先生。
這是清代詩人查慎行（1650-1727年）在《和淵若學士西湖雜詠四首》中寫下的詩句。一句“三面雲山一面城”，點明瞭杭州城與西湖的空間格局，而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事實是，直到民國初期，西湖都不是杭州城市的一部分，而是被城墻隔離在外。
城墻劃分出明確的城湖界限，也是控制人口流動的手段。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杭州市民要去西湖，隻能在白天通過三座向西開放的城門：錢塘門、湧金門和清波門。1861年，當杭州在太平天國運動中遭受太平軍襲擊時，城墻的抵禦和控制作用就顯得特別重要瞭——當時的杭州市民被圍困在城內達到3個月之久，約60萬人死於饑餓或自殺。
清波門，拍攝於1917年-1919年間。
更加限制市民出行的是旗營。1648年，清政府為瞭鎮壓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的叛亂在杭州設立旗營，在城市西面圈定瞭7000畝地，驅趕瞭1萬戶人傢，建立瞭一座“城中城”。通向西湖的錢塘門成瞭旗營的一部分，要想走錢塘門，必須經過旗營接受旗人守衛的嚴苛搜查。為瞭躲避麻煩，大多數人寧願選擇走湧金門和清波門。
因此，盡管遊覽西湖是文人們的風雅事，但這並不是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焦點。最重要的市民空間和城市中心，實際上是禦街，也就是今天的中山路。
禦街俗稱大街，從南宋到民初一直是杭州城的南北中軸線和商業活動最繁華的地區，店鋪雲集，熙熙攘攘，一派熱鬧景象。禦街南端毗鄰城隍山（即吳山），更是整個杭州城最熱鬧的商業區，集聚瞭杭城最有名的剪刀店、化妝品店、藥店、幹貨店、書店和算命先生。大名鼎鼎的胡慶餘堂正是坐落於此，並因其絕佳的地理位置而在1878年開業後迅速成為全國最大的藥店之一，綿延於今。
於1917年-1919年間拍攝的禦街街景。
城隍山成為杭州“CBD”的原因在於它和宗教活動的密切聯系。清代，杭州的各色城市守護神被供奉在這裡，另外還有30餘座佛教寺廟和道觀。城隍山上供奉的道教神仙包括關帝和文昌，在大多數中國城市中，都能找到他們的供奉場所。於此同時，這裡還有許多對杭州來說特別重要的守護神——因杭城的建築多為木結構建築極易著火，人們在此供奉火德和水神，祈求遠離火災。
吳山上新東嶽廟內的陰曹地府，拍攝於1917年-1919年間。
寺廟雲集的城隍山因此成為杭州每年宗教慶典和娛樂活動的中心，並為這裡的各色店鋪帶來大量客流。這些節日和慶典祭拜的神仙（比如立春時拜太歲）和農時的更迭息息相關，而立春等重大節日往往得到官方支持，這意味著在帝國時代的中國，國傢在維系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聯系上起到瞭重要作用。
舊時杭城的風俗節慶繁多，春節及元宵節剛過不足一月，又有全民齊遊的傳統節日“花朝節”——農歷2月12日被認為是百花神的生日，人們在那一天四處賞花遊春。而花朝節指谷雨來臨前的數十天不但風和日麗適合出遊，也是蠶忙前的閑期。得此空閑，江南蠶農們結伴來到杭州朝山進香，祈神賜福。蘇杭之地的鄉村農傢戶戶養蠶，開春時來到西湖祭拜神靈祈求蠶桑豐收就成瞭一個重要的風俗。
每年正月剛過，杭州、嘉興、湖州、蘇南無錫、常州、蘇州等地鄉村的蠶婦們便帶著香粽米糕，沿著運河結伴前往杭州朝聖，人數達10萬之多。朝聖的船隻抵達杭州城北的運河口岸後，香客要麼向西前往西湖周邊的寺廟進香，要麼進入杭州城內，沿著禦街步行至城隍山。
每年如此大規模的朝聖活動對杭州的經濟有著巨大的提振作用。香客們進香所需的物件（比如蠟燭、香、紙錢）構成瞭杭州手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朝聖亦是香客們的年度采買時間。當地人註意到，前來朝聖的香客大多為傢境優渥的富農，他們攜帶大量現金，且樂於花錢。因此每年春季，杭州有瞭“香市”的說法，剪刀、香粉、綾羅綢緞和扇子成瞭杭州最著名的特色產品。
禦街上的張小泉剪刀店，拍攝於1917年-1919年間。
拆墻引湖入市
然而杭州的命運在19世紀中期迎來的轉折。
1853年，太平軍占領江南，切斷瞭京杭大運河的交通運輸。清政府和商人為此通過上海改走海路，這極大地動搖瞭杭州這座大運河起點城市的商業地位。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破壞亦加速瞭杭州的衰弱。1860年代初期，太平軍大肆破壞城市，杭州人口從100萬銳減至20萬以下。
盡管在甲午戰爭（1894-1895年）之後，杭州成為通商口岸之一，但她並未因此繁榮起來。當租界為上海帶來大量外國人口和西方現代工業之時，杭州城郊的日本租界並沒有發展成新的現代工商業中心，而成瞭賭博和嫖娼之徒頻頻光顧的場所。進入20世紀，杭州已經淪為一座發展停滯的、邊緣化的城市，與之相對的，工業化的上海取代瞭杭州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中心位置，並開始對杭州施加影響。
1909年，滬杭鐵路的開通為杭州帶來瞭現代化，更重要的是縮短瞭滬杭的距離。過去從上海到杭州需要3天的時間，通過鐵路旅程縮短至3個半小時，這意味著，大量的人口能夠更加方便地在這兩座城市之間流動，這亦為杭州日後的旅遊業發展打下瞭基礎。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隨著帝制的終結而壽終盡寢。革命者“解放”杭州的首要任務，就是消除滿清統治在這座城市留下的一切痕跡，旗營首當其沖地成為瞭需要鏟除的對象。在拆毀旗營、獲得大量土地後，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本著大力發展工商業的原則決定將在規劃街道和公共基礎設施之餘將這片土地打造為商業區。“新市場”成瞭旗營被夷為平地後這一地塊的新名稱。
新市場的主要推手為1912年至1913年期間就任浙江省民政廳長的褚輔成（1873年-1948年）。這位曾在日本東京學習政治學和台中月子中心收費法學的愛國民主人士對法律、秩序、公共教育和商業的濃厚興趣反映在他對新市場的規劃上。
新市場的建立，也改變瞭杭州城市與西湖的空間格局：錢塘門至湧金門之間的城墻與旗營一道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如今的湖濱路。經過縝密規劃的新市場需要公園這一現代城市景觀的必要元素，城市規劃人員因此沿著湖濱路劃出瞭由南而北的五大塊綠地，以“公園”之稱逐一編號，加上1929年前後開辟瞭地處最北的第六塊綠地（六公園），統稱為“湖濱公園”。如此一來，西湖從城郊被納入瞭杭州的城市肌理。
到瞭1920年代初期，新市場已經成為杭州的新市中心，它的地位反映在不斷上升的土地價格上。到瞭1926年，新市場的地價和原始價格相比普遍上漲瞭8到9倍，甚至10倍以上。而西湖與城市的無縫銜接，為杭州帶來瞭一種新的訪客：來自周邊城市（特別是上海）的遊客。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至1920年代中期，中國的工業化迅猛發展，工商業的興起、西式教育的逐漸普及為中國沿海城市培養瞭一個全新的市民階級——中產階級。上海成為西方現代化的中心，而在那座城市中，中產階級在社會文化中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隨著上海的中產階級成長壯大，杭州的旅遊業也開始起步瞭。
鳥瞰杭州城，拍攝於1917年-1919年間。
被發明的旅遊“傳統”
上海中產階級熱衷於遊覽杭州的根本原因在於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城市居民對時間感知的變化。民國政府著力推行陽歷，並引入台中產後照護推薦瞭工作日和周末的概念。在現代城市的居民們生活節奏逐漸加快的同時，他們接受的西式教育也讓他們瞭解到，周末和假日就是用來休閑放松的。
旅遊的欲望在上海市民當中尤為強烈，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上海的城市空間逼仄，公園的空間有限。茅盾曾試圖解釋上海城市中產想要“走出去”——即使隻是去人滿為患的城市公園裡逛逛——背後的心理。他認為，在外貿公司工作的白領人士和他們受過良好教育的妻子認為如果自己如果隻是待在狹小的寓所裡打發周末，就是背叛瞭現代生活的進步理想，他們不想看到自己的孩子隻能在飯桌底下玩捉迷藏。
前文提到的滬杭鐵路的開通也是杭州旅遊業興起的重要原因。鐵路公司本身就積極推動旅遊業的發展，因為在貨物運輸方面無法和價格更為低廉的船隻相較，鐵路公司將旅客乘運當做主要的利潤來源——在1910年代，鐵路公司超過70%的年收入來自旅客乘運，而在貨物運輸方面該比例不到20%。鐵路公司甚至還自行印制杭州導覽手冊，並為來往於滬杭的乘客提供周末優惠票價。到瞭1920年代，鐵路公司甚至在春秋兩季安排“遊客專列”。
杭州感知到瞭上海遊客的聚集並迅速做出反應。1911年後，杭城旅館、餐館、照相館、茶館和劇院的數量迅速增加。在1911年前，杭州隻有15傢旅館，到瞭1927年，該數字上升到91，達到6倍之多。許多此類的服務業商傢聚集在毗鄰西湖的新市場地區，一本印制於1916年的旅遊指南告訴我們，該地區有8傢旅館、7傢茶館、9傢餐館和一傢劇院。
現代旅行設施的舒適反過來幫助杭州推銷瞭蘊含在她骨子裡的傳統。杭州和上海的出版商出版瞭為數眾多的導遊書、與杭州有關的歷史名人故事書和文人遊記作品。這類旅行文學將杭州包裝成上海的反面：當上海成為現代性的先鋒代表時，杭州堅守著傳統文化的陣地。
在導遊書中，西湖風光和許多景點的歷史被追溯到南宋時期，西湖十景被推薦為遊客們必去的景點，而略去不提的是時移世易之中這些景點本身不可避免的變化——盡管西湖十景在康熙南巡時被重新樹立起來，但太平天國運動帶來的巨大破壞嚴重沖擊瞭西湖十景，即使到瞭民國時期亦未完全修復。
特別值得註意的是當地政府在發明這一全新的旅遊傳統中扮演的角色。在這座缺乏工業基礎的城市，官員們發現發展旅遊業是獲取稅收的最佳手段。為瞭滿足遊客們“訪古”的期待，西湖景點根據歷史典籍被重新打造，嶽飛墓（廟）的修繕就是其中一例。民國五年至十年（1916年-1921年），前後兩任浙江督軍楊善德、盧永祥主持重修瞭嶽飛墓，拓寬廟址、溝通墓域、繚以周垣，大大增加瞭嶽飛墓（廟）的規模。之後，嶽飛墓（廟）又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和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經歷瞭兩次大規模重修，增添瞭若幹建築，形成瞭如今的規模形制。
嶽廟前的“碧血丹心”牌坊，拍攝於1917年-1919年間。
追本溯源同樣體現在杭州菜上。為瞭吸引遊客，杭州的餐館開始推出“傳統”菜肴。“西湖醋魚”被認為起源於南宋時期，擁有如此悠久的歷史，這道菜直至今日都是杭幫菜的名菜之一。但西湖醋魚的真實歷史其實隻有一百多年：這道菜的菜譜是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由一位來自紹興的餐館老板發明的。
略顯諷刺的是，隨著這一新的旅遊傳統而來的，是杭州城市生活中真實的風俗節慶的消亡。辛亥革命後，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停止瞭對宗教慶典的支持，並在推廣陽歷的運動中打壓瞭許多傳統節日。城隍山附近的商業區也隨著風俗慶典活動的減少而開始衰弱。
在民國時期起步的杭州旅遊傳統中，新發明建立在昔日文人精英文化的基礎之上，現代遊客模仿古代文人遊覽的方式，以古代文人欣賞西湖的角度觀賞西湖十景。但有所不同的是，文人的觀賞既是一種視覺體驗，也是一種通過詩詞、書畫、遊記創造精英文化的過程。然而，取代瞭“文人凝視”的“遊客凝視”並沒有復興這種文人審美，因為新的旅遊經濟並不要求觀光客在遊覽西湖後有智力上的產出，而僅僅隻是在視覺上重塑瞭傳統文化。
於是，杭州的旅遊發展史契合瞭艾瑞克·霍佈鮑姆（Eric Hobsbawm）的“被發明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的概念，闡明瞭這座城市在現代化轉型道路中獨辟蹊徑的一面：為瞭回應新時代的新情況，她追溯瞭歷史，從傳統和過去中找尋應對之策。一種全新的旅遊文化圍繞著西湖的傳統文人審美誕生，而它的核心在於對西湖這一空間的商業化。
如今距離民國初年又將近過去瞭一個世紀，旅遊早已深入杭州的骨血，成為這座城市最重要的標志之一。而在G20到來之際，杭州又希望告訴世人，除瞭旅遊，她亦有其他不同的面向值得矚目。在調和“傳統”和“現代”關系的道路上，杭州又踏上瞭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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